刘体之致容庚的第一封信
与张衡、叶恭绰、吴湖帆等不同。在被社会和学术界广泛关注的同时代人中，来自庐江的教师刘体之虽然也是民国时期的顶级收藏家，但却不为世人所熟知。这是一个遗憾。究其原因，与学术界对他的生平和所收集的史料缺乏系统的整理和研究有关。刘森岭先生主编的《小校经阁遗芬》一书，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遗憾。本书收录了目前从公共和私人收藏中所知的有关小学经典馆主人刘体之先生的主要文献，包括与朋友和相关机构的通信、档案文献、相关收藏照片、题诗等。它以影印和说明文字的形式发表，并附有校勘者的简要考证和注释，为我们提供了这位藏家的朋友、藏品的类别、规模和去向等详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也为研究民国藏家开辟了契机。
在本书收集的文献中，刘体志先生与东关容庚先生之间的书信往来及相关资料数量最多。就单封书信而言，两人之间的书信共有59封，其中14封是写的(最后一封是手稿，不完整)，45封是容写的。除此之外，还有与两人有关的照片和目录。这些书信历时20余年，几乎见证了刘与容交往的全过程。而且其内容也极其丰富，大到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大事，小到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更多的都与收藏有关。
容庚老师的晚年
刘、容两位老师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收藏家和学者。就收藏而言，刘先生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收藏家之一。如容先生所言，“如民国藏家，胆子大，面广，以公为先，亦自傲。又不是我哥私底下的话。”(容致刘书第35号)其藏品种类丰富，数量和质量都很优秀，尤其是殷墟青铜器和甲骨文。除了整理《善斋吉金录》 《校经阁金石文字》等我的收藏成果，还有《元史会注》 《异辞录》 《说文谐声》 《书画鉴影》等很多其他作品。容庚老师是著名的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青铜器专家等。他的《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是商周青铜器研究的经典著作，影响深远。其收藏范围主要是青铜器、字画碑刻等。两人对收藏有共同的兴趣。但相对而言，他们作为藏书家和学者的身份实际上是不同的：在收藏规模和质量上，刘远胜于容；在学术成就和影响上，容远胜于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刘与容的关系是一种藏书家与学者的关系。两个人的优缺点特点正好形成互补关系。正是这种互补关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他们早期的接触。
容与刘的交往始于1931年。关于它最初的接触，众说纷纭。周明泰的后记《申子脱脱本韵》说：“师公(指刘家)在汉国，把他收藏的古器物记录下来，互相展示。它们耀眼而美丽。师兄特别称赞这个器，说上面有100多个铭文字，又古又精致，正是项想看的。兄弟，擦亮眼睛！”容本人在《善斋彝器图录序》中说：“庐江刘体之先生收藏经书、书画、金石之财，在中国已久矣。民国二十年春，我在秋浦周明泰老师家拿到了三四十份《善斋吉金十录》手稿。其中有二三百件无证件的彝族器皿。郁芳想更新《金文编》，看到这个不一样的文字，抖起来，他想改善襄阳的船舷.于是他告诉明泰：“我从来没有见过刘的家人，我不敢要求更多。‘如果我能把申子书的拓片盖上，我会觉得自己长生不老。’良久，刘邮寄了一张拓片，又交了一本书。欣赏疑惑，邮箱越来越近。《小校经阁遗芬》在当年6月12日收到了刘给容家的第一封信，这是在收到容家的信和他给的拓片后的回信。它说“敏感于过去，热爱过去，契约在于精神”，它还说“昨天的天津和萍萍之战，在你的臂膀的帮助下，可以解渴，但实际上是彼此势不两立，你几乎是同情它的。可见两人素未谋面。信末还称“申子铜盖易碎，现欲寻善手扩之，但十张纸八张纸将赠其友友，故可续寄。”同月二十九日，刘的第二封信中提到“申子塔顿盖已毕，附信附后”。由此可见，此时给荣氏的是申子塔拓片，而刘《长时间》方毅之所以给荣氏这块拓片，是因为钱良工的精拓。在此之前，刘曾托人(很可能是周明泰)，商请他将他的《善斋吉金录》在燕京大学出版：“有朋友将慧智所撰严达的《善斋集古录》送来印刷，有彝器、镜、印等40余件。”(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九日容庚给郭沫若的信)。《善斋集古录》就是《善斋吉金录》。2008年8月，容时利用在学校的暑假，与徐中书、尚承祚一起抵达上海，两人得以第一次见面。以上是两个人第一次交往的一些情况。此后，两人通过编纂刘藏书目录、藏书研究、资料交换等方面的交往，逐渐成为知心朋友。
沈照片记录于《善斋彝器图录》容庚刘体志编辑
客观地说，刘与容的交往，一开始难免带有些许功利色彩。刘丰富的藏书，对于从事金文青铜器研究的容来说，无疑是一座巨大的宝库。但刘编辑出版自己的藏书目录，似乎借用了容当时在燕京大学的地位和学术成就。但从那以后，他们的友谊持续了20多年，直到暮年。容老师给刘写信，深情地说：“回想我们二十多年的老交情，已经所剩无几了。我弟弟也60多了，头发花白。好在他性格倔强，身体健康，可以在广州骑自行车休闲娱乐。如果他想听，他也应该微笑。”(容致刘信第34号)这一年，容先生62岁，刘先生比容先生大15岁。此时，他已经77岁了。两者关系的发展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晚年，荣、刘两位老师互相关心，互相照顾。刘先生曾想迁居岭南，荣先生“为我们广东文化之故，盼来中国”(荣先生致刘信十九)，忙着安排住处。刘老师年老多病，荣老师很关心。曾为他求医问药，还帮他联系买家购买藏品，以减轻刘家的经济压力。刘老师送给荣老师一份丰厚的礼物，他很喜欢。1948年，刘体志向容先生赠送了许多书画作品
画合璧卷》、王时敏《隶书五言联》、厉鹗《游仙诗册》、戴熙《松竹山庄图卷》等。其中颇多岭南名家之作，尤其明代宫廷画家、广东南海人林良的《秋树聚禽图轴》，对于在《颂斋书画小记自序》中自称“喜收乡人之作”的容先生而言，无疑是一件难得的馈赠。林良是首位进入全国画坛的粤籍画家，在广东绘画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林良的画作，热心乡邦文献的容先生曾“求之十年未能得”。《秋树聚禽图轴》又名《枫竹慈乌图》、《秋树鸟雀图》，宽77厘米，高度超过1.5米，在收到之后，容先生仔细研究，以为此画“以水墨为主而略施淡青淡赭，树干点苔用重墨而加点石绿于其上，乌身之外染以淡青，以状暮色苍茫之景”，“其用笔之刚劲，用墨之深厚，尚有宋人法度，吾粤画家得见真迹者，必当以良为巨擘焉”。容先生虽对此画倍加宝爱，但后来仍然将它无私捐献给了公家，得以让更多的广东同乡欣赏到这一佳作。根据广州艺术博物院陈列研究部主任陈志云提供的线索，我们知道，这幅《秋树聚禽图轴》曾经董其昌、郑文燮等人收藏，1988年，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专家认为此作具有“真”、“精”、“新”三美，为林良存世作品中之珍品。林良《秋树聚禽图》与刘体智篆书题签：《林以善枫竹慈乌图轴》
两人交谊典范的建立，不仅仅体现在彼此帮助，互有馈赠，在两人对待藏品真伪问题的态度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容氏的坦诚与刘氏的大度。
1931年暑假容庚在上海拜会刘体智并观摩其藏品之后，于9月6日曾致信刘氏，指出刘氏藏品中的疑伪之器，并建议在编印藏品图录时予以删除。一般而言，收藏家颇为忌讳他人对自己藏品的真伪问题指指点点，而外人对藏家的藏品有疑问者也多委蛇以应，鲜有直言者。否则很容易影响彼此的关系。而容氏在第一次观摩刘氏藏品后即向其本人直陈自己的意见，而此时仅是在两人的第一次晤面之后，距两人订交之期最多也仅半年，由此可见其坦率与真诚。
容庚致刘体智函，刘先生一度想迁居岭南，二人讨论此事
而刘氏对容的直陈己见则显得颇为大度。他在复函中首先感谢容氏的意见：“承示疑伪之品，应从刪汰，具徵精甄玄赏，剔辨豪芒，不使妄珍燕石，误宝康瓠，致訾躗于当代解人，尤见爱我之深。”随后坦诚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敝藏各器，往日叔言先生亦曾有所商榷。然近伪各器，多繇牵带而来，不能尽去，且敝帚自珍，书生结习。观于天府珍秘及各家收藏，不免瑕瑜互见，所见者，宋元赝品亦多杂糅。私谓吾辈拾坠抱遗，苟非确定为赝，即或疑似，不必尽等之自郐，留待后人可也。”“苟非确定为赝，即或疑似，不必尽等之自郐，留待后人可也”这一主张，无疑是对待存疑藏品的一种较为客观而负责任的态度，无可厚非。容氏在其后来的著作《商周彝器通考》提到：“民国以来之藏家，以刘体智为最，其《善斋吉金录》不免兼收伪器。……余初见《吉金录》稿本，曾以此意告刘氏，并举其可疑者。及印行时，虽有采纳，未能尽从。即余所编《善斋彝器图录》亦不能无伪。”其中所述“未能尽从”的情形，应是折衷两人意见之后的结果。
1931年5月19日容庚在致郭沫若函（部分，选自《郭沫若致容庚书简》）
在此后与刘氏的交往中，容庚一直秉承这种坦诚的态度。如1955年8月25日致刘氏信中，尚提及“弟近校读大著《小校经阁金文》，发现重出、疑伪之器不少，公愿闻之乎？”
容氏在与刘氏交往过程中的直率与坦诚，既体现了其对友朋的基本态度，也体现了一名学者最起码的求实精神。在此后帮助刘氏出售藏品，或是与刘氏的日常交往中，容庚基本上都是持这种态度。
但他的这种坦诚，并非都能受到足够的理解，相反很容易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几乎在同一时期，容氏陆续撰文对郭沫若著作中的不足之处提出正常的批评，导致了郭的不满，从而使两人原本比较密切的关系出现了不小的裂痕。相比之下，更加彰显出刘体智对待批评的坦荡胸怀，其人之大度可以想见。而这无疑是其两人近三十年交往的一个重要基础。
时至今日，刘、容二位先生的这种相处之道，尤为难能可贵。
作者：林锐 广东省古籍保护中心副秘书长
编辑：周俊超
